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与纾解方略//杨国庆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专题导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强调“‘十四五’时期，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022年既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也是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年，为进一步凸显体育在对接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中的作用，助力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本刊于2022年第1期特组织国内相关学者从体育体制、体育法治、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冰雪运动、体育场馆等八大领域面临的发展环境和现存问题出发，提出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与实践举措，为实现到2035年全面建成体育强国战略部署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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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与纾解方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1):1-9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与纾解方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和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将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开启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新征程。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科学研判中国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这就需要以新理念、新思维系统谋划新发展阶段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科学应对新发展阶段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研究文献，聚焦新发展阶段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重难点问题，访谈了国内竞技体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剖析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和主要成因，提出优化竞技体育发展的举措和方略，为谋划和推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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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

1.1  多重矛盾交织叠加，体制机制缺乏活性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战略转型和成绩提升的双重压力，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些难点、痛点问题，在诸多方面面临许多新矛盾、新挑战。

     （1）单项运动协会改革与成绩提升的矛盾。短期内我国运动项目协会改革试点工作并未取得理想成效，主要原因是担心改革后可能出现项目管理混乱、比赛成绩下滑等问题。协会在项目管理上可能会强化竞技体育的衍生功能，即满足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在项目发展上的需求，而弱化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单项运动协会管理的柔道、摔跤、拳击、跆拳道、空手道5个交手对抗项目一金未得，足球、篮球等项目成绩严重下滑，这给协会改革带来更大压力。客观而言，竞技体育成绩的提升需要运动员和教练员团队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训练，尤其需要影响运动训练过程的内外因支持：内因主导着运动员和教练员团队踊跃置身于运动训练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外因引导着运动员及教练员团队投身运动训练活动的积极性。协会改革的内因与外因共同影响运动项目水平的提升。

     （2）职业化改革与专业化体育发展的矛盾。服务市场的职业体育与“为国争光”的专业体育的矛盾，往往会降低竞技体育整体发展活力。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行运动项目职业化改革，这是专业竞技体育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与西方国家体育职业化发展不同的是，我国职业化体育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出现竞技成绩下滑问题，2020年东京奥运会达到历史低点。客观而言，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带有明显的奥运战略烙印，在发展目标、管理体制、赛事运营等方面与西方职业体育存在显著差异，在专业体育“为国争光”战略目标主导下，竞技体育职业化进程缓慢。同时，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需要经受运动项目竞技水平短期下滑的严峻考验，这也是职业化改革与专业体育产生矛盾的交汇点。

     （3）体教融合人才培养的行政壁垒矛盾。长期以来，体育和教育部门在体教结合、体教融合推动上合力不足，行政壁垒难以打破。体育系统内运动员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足，运动员的升学、就业、退役安置等问题无法得到切实解决，对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教育系统内学生体质状况不佳，不利于优秀竞技人才的发现和培养。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体育和教育部门共同发力，但体教融合文件出台后，依然存在两大部门协同性不够，体育改革与教育发展出现隔阂与掣肘等问题。在新发展阶段，按照“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原则，打破纵向分割、横向封闭的行政壁垒将成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2  改革任务困难重重，融合发展能力不强

     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将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代，体育工作特别是竞技体育发展也将进入提质增效的改革攻坚期。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临结构性改革的困囿，导致竞技体育融入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不强。

     （1）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随着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县级层面体育行政部门基本与文化旅游或教育部门合并，市级层面有部分体育行政部门也完成合并重组，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分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还有所保留。这一改革使得原有一贯到底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特别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条主线被割裂，举国体制面临新的考验。在新发展阶段，国家和省级层面体育行政管理体制能否存续，现有改革带来的行政管理不畅、管理效益下降、人才培养动力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将成为困扰我国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

     （2）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为足球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篮球、排球等项目协会改革相继拉开帷幕。截至2019年，已有21家单项运动项目协会完成脱钩，有68家协会处于“拟脱钩”状态。在新发展阶段面临2个选择：一是坚持“应脱尽脱”改革原则，加快推进竞技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二是坚持行政主体地位，把事关国家荣誉的各项目国家队交给项目中心管理，推动项目中心与协会完全脱离。这2个选择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都会带来新的困难和矛盾，如果不能科学处理，可能会影响竞技体育参赛目标的达成。

     （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全民健康、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传统学校（中小学运动队）—体育运动学校（业余运动体校）—省市专业队和国家集训队“三级训练体制”和政府主导下的“一元培养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调动社会、市场、家庭等多方主体以及教育领域的积极性，与目前国家全面推进的体教融合诉求存在矛盾，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改革，提高优秀竞技人才培养效益。

1.3  路径依赖依然明显，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面临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的双重任务，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成为各项事业的出发点。在新的背景下，竞技体育发展的重点任务就是积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竞技体育从垂直管理向扁平化治理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从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发展转变，从局部超越、争光为先向全局协调、以人为本发展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主要依赖政府行政手段，这种依靠政府的政策和保障要素驱动的“被动性”发展模式，属政府单一主导模式。在举国体制保障下，存在资源配置上的路径依赖，主要通过国家主导下的要素投入实现资源配置，尤其是以为国争光为轴心的奥运战略强调资源集中投入的粗放型发展，竞技体育资源转化不充分，单位资源投入竞技体育的产出率不高，实现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依靠外延式扩张和规模式发展可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依靠政策支持、科技助力、制度创新、组织保障等创新驱动要素发展的动力急需提升，短期内难以实现政府指导下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竞技体育的新发展格局。

1.4  数字赋能水平不高，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科学技术是竞技体育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面对数字化、智能化潮流，只有以创新思维加速推进竞技体育科技驱动，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赢得制胜先机与优势。面对全球竞技体育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和国际环境复杂性的不断加剧，我国竞技体育科技驱动力量依然比较薄弱，科学训练水平不高，训练参赛与科技助力下的科学化、智能化要求不适应。主要体现在：运动训练的科学化保障机制不健全，不能很好地调动各类人员参与科技助力工作的积极性，传统、经验式训练仍然占主导，训练参赛科技保障效率不高；现代科学技术与运动训练结合不够紧密，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未被全面引入竞技体育领域，“科技引领”行动和智能化场馆升级改造不系统，训练器材、运动装备和仪器更新迭代不及时。在新发展阶段，广泛运用科技引领竞技体育发展显得尤为迫切。事实上，进入东京奥运周期后，全球运动训练已经迈向数字时代，以奥运会为核心的世界竞技体育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国要积极谋求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突破，提升竞技体育发展效率，打造竞技体育新的增长极，以点带面促进竞技体育全方位、可持续发展。

1.5  竞技实力博弈日趋激烈，训练参赛风险不断增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国家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赛场博弈加剧， 21世纪以来美国奥运奖牌总数呈不断攀升之势，由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93枚增长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113枚。在国内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美国代表团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仍以39金稳居金牌榜第一位。日本、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竞技体育也不断崛起。英国政府成立了“英国体育局（UK Sport）”专门机构，2002年制定了“军令状战略”，在悉尼、雅典、北京、伦敦、里约、东京奥运会中，英国代表团奖牌榜排名一路飙升。日本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制定了“铃木计划”，强调实施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新体制，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竞技成绩已趋近中国（1990年以来差距最小），时隔24年，再次排名亚洲第二。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充分发挥东道主优势，夺得了27枚金牌（超过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总数）。俄罗斯为在世界大赛上获得优异成绩，打造“强政府”模式，出台了《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体育发展战略》《2016—2020年青少年体育发展计划》等政策。此外，即将举办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法国，不断强化政府作用和高科技支撑等，其上行势头不容小觑。从整体而言，在近4届奥运会上，参赛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奥运奖牌争夺愈发激烈，各国参加奥运会热情不断高涨，国际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此外，随着全球进入非传统安全危机（新型病毒、极端气候、非自愿移民、网络安全等）频发的高风险时代，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竞技体育训练备战和参赛将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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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困囿的主要成因

2.1  发展理念制约竞技体育战略转型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理念比较局限，在思想上狭隘地把竞技体育简单等同于金牌，在行动上把竞技体育看成是少数运动精英参与的活动，在工作上人为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割裂，导致竞技体育功能定位比较单一，锦标主义从国家到省、市、县层层传导。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主要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体育事务管理，最初定位是社团主导型。1956年，国家体委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通过对各级体育竞赛的引导与规范提升竞技体育水平。1960年，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制定了“缩短战线与保证重点”发展战略，强化竞技体育在政治宣传和外交展示方面的战略价值。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79年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恢复后，国家进一步强化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出台并确定以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为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2001年，北京奥运会成功申办后，新一轮奥运争光计划实施，奥运战略主导体育事业“主战场”，保证了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历史最好成绩。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体育学界和业界开始思考竞技体育发展问题，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新理念。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进一步突出了全民健身战略地位，中国竞技体育开始步入全面转型发展阶段。从总体而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事业以奥运争光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才有了重大转变，竞技体育发展也不断从强调“为国争光单向度赶超发展”逐步向强调“多元化协调发展”演进，但受传统发展理念和“路径依赖”惯性制约，竞技体育要实现战略转型进而迈向高质量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2  发展方式阻碍竞技体育结构优化

     竞技体育的结构性改革是为了解决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而制定的改革思路和举措，是由各种要素结合推进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机制、发展评定和发展规范的集合。当前，发展方式落后带来的竞技体育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运动项目结构发展不平衡，竞技体育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结构亟待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结构还未形成。在结构主体上，既有的全能型政府难以有效包容和吸纳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更难以将它们置于发展主体的位置，竞技体育内生动力能量供给低效。在结构布局上，由行政手段主导的举国体制与市场需求引导的灵活配置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相结合的叠加合力和效能不强。在结构目标上，片面追求结果性评价的现象依然存在，需要积极改进结果性评价、强化动态性过程性评价、探索与“自我”纵向比较的增值性评价，以此健全我国竞技体育综合评价体系。在结构层次上，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后备人才的组织结构不协调，影响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阻碍竞技体育集约、均衡和创新的核心目标的达成。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主要围绕集约、均衡和创新三大核心目标推进，主要解决“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和质量效益提高等结构性问题。在访谈中，钟秉枢教授认为，原有的举国体制在东京奥运周期被分化瓦解，新阶段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重新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2.3  发展机制制约职业体育改革进程

     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元素，尤其在数字化、全球化成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以数字赋能职业化体育新样态将成为促进竞技体育乃至整个体育事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以足球职业化改革为撬动点，引导和推动其他项目如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向职业化发展，改革的初衷是创新国家集中管制模式，向多主体协同共治、善治新模式转变，形成职业体育为竞技体育“造血”的驱动发展方式。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竞技体育职业化与举国体制存在冲突，为国争光的专业体育与职业体育之间矛盾突出，职业化不适应我国体育体制机制惯性，竞技体育的职业化程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度职业化趋势不适应，已经开辟职业化发展道路的竞技体育项目对原有的国家队集中管理模式造成阻滞；有些项目的职业化改革引起运动水平大幅下滑状况，如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我国“三大球”项目男子队伍未能获得参赛资格，女足、女排和女篮表现历届最差，与美国等体育强国的三大球项目水平差距进一步增大。究其因：一是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尚未形成完善的职业体育法规体系，职业体育保障机制不健全，制约了职业体育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缺少符合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顶层设计，国际职业化模式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现象，竞技体育的职业化程度与市场经济下高度职业化趋势不适应，导致职业化过程异常艰难。不容否认，职业化改革将成为赋能中国竞技体育竞技水平、经济效益、社会声誉并行发展的动力。

2.4  发展模式影响竞技人才多元培养

     长期以来，我国优秀运动员培养采取国家行政主导下的体校模式，体育系统是优秀竞技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体育、教育、社会、协会、市场、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模式尚未形成。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体育后备人才萎缩严重，尤其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后备人才匮乏，成为竞技体育强国建设的掣肘。应该说，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国家行政主导下“三级训练网”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但由于过分关注“夺标”而忽视“育人”，运动员难以适应社会对综合素质人才的需求，退役运动员在系统内工作岗位少、系统外工作不适应等矛盾日益加剧，“三级训练网”单一模式已失去了生存与发展土壤。旧的培养体系已破，新的体系尚未建立，严重影响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经验，但发展过程中尚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如培养模式单一、培养主体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等。随着基层体校数量的日益萎缩，三级训练体系优势逐渐消失，新型培养主体在后备人才培养中力度不强、成效不足，市场依存度不高、社会力量介入不够，教育系统参与后备人才培养动力不强、高校教育资源发挥不足，很多大学成为运动员退役后再就业的“保障单位”，由向外输出人才转为逆向输出人才。多元主体参与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协同模式效率较低，各主体之间壁垒丛生，无法形成育人合力。

2.5  发展条件阻滞科技赋能增效

     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相比，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条件依然比较落后，主要体现在新科技、新材料、新技术等先进设施和条件并未有效融入运动训练全过程，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智能化水平不高，科技驱动力量还比较薄弱。相反，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学训练理论支撑体系和科研攻关服务平台，科技已走出实验室，与优秀后备人才选拔、训练、竞赛、复合型保障等紧密结合。竞技体育是以挑战人类潜能为终极目标的实践活动，是科技与人文元素涵盖最丰富、科技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每次竞技手段的创新、运动纪录的刷新无不与当时最前沿、最全面的科技元素息息相关，这说明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科技支撑作为基础条件。在通常意义上，精英运动员是竞技体育独有的“产品或商品”，正因如此，竞技能力也成为引爆职业体育高速运转的“高浓缩燃料”。运动训练是提升竞技能力的最有效途径，运动员从训练启蒙到奥运夺冠成才率不足0.5% ，运动训练的全要素、全周期都急需科技引领驱动。近几届奥运会英国的成绩快速提升，主要原因是科技引领运动训练的持续发力。当前，我国各级训练单位依然多局限于传统的训练备战方式，运动训练总体科技贡献率不高。加之竞技体育科技资源整合不足，高水平科研创新成果缺乏、科研人才短缺，导致科技引领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不强，这是目前竞技体育“补短板”最重要的任务。

2.6  发展环境限制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不足，明显与世界大国形象不相适应，与国家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新格局不相匹配，如在3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我国的参与率只有51%，且只有1人担任主席，这导致我国无法有效参与国际赛事规则制定，影响了国家体育利益。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不足既与国际地位和运动成绩相关，也与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存在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密切相关。近年来，虽然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增强奠定了话语表达基础，体育强国战略优化了话语表达环境，体育全球化提供了话语表达平台，但我国体育的话语权威性和话语内容的质量亟待改善。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低迷，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不安全因素的威胁持续蔓延，原有的体育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国际体育秩序可能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对竞技体育发展产生了不确定性影响。②世界各国更加注重竞技体育综合功能和多元价值的发挥，将国际体育赛场作为综合国力展现的重要平台，对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导性日趋增强，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竞技体育的发展成为主流，各国竞争日趋激烈，对我国国际话语提升提出了挑战。③国家新型外交战略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对竞技体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扩大国际话语权已成为彰显国家综合实力和良好形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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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困囿的纾解方略

3.1  创新发展理念，发挥竞技体育示范引领效应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竞技体育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将“大竞技”新理念贯穿到发展全过程，实现竞技体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大竞技观即兼顾体育发展内外系统辩证统一的发展观。从外部看，竞技体育是实现体育强国、文化强国、健康中国互动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内部看，竞技体育是推动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外交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鉴于竞技体育在体育发展内外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体育文化、体育产业、体育外交的诸多显性关联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应树立新发展理念，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支点，充分发挥竞技体育示范引领作用，实现“大竞技观”生态落地，即“缔造竞技体育引领示范—激发全民运动参与活力—促进全民健康/带动体育产业/丰富体育文化/扩大精英运动人口基数”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进而为经济助力、为社会赋能、为文化添彩、为国民增寿。

     为保障“大竞技观”生态落地，国家体育行政部门要加快推动修改战略规划、体育法规和政策制度。以体育法规修改为例，现行《体育法》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并列，独立设为一章，但其内容局限于运动员从事的高水平竞技体育。这种章节安排否定了广泛存在于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中的竞技现象，由此引致的法律适用障碍是竞技体育章节法律条文仅包括部分高水平竞技运动，而社会体育、学校体育、职业体育中的大量竞技活动无法可依。竞技体育面向的是所有社会大众：就活动本身而言，它是一种需要技能、谋略和运气，依靠体能进行的竞争性体育活动；在组织层面上，它是制度化的游戏，涉及组织、技术、战术和教育等多维度；在社会管理层面上，它是一种社会规则，参与各方在竞技运动中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场景，各方参与程度与方式各不相同。竞技运动与游戏一脉相承，竞技体育是以竞赛为基本形式、以取胜为基本目标的体育运动方式，具有教育、健身、休闲、娱乐等多元功能，可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中广泛开展。高水平竞技运动仅是其中的一种，其受用主体只限于少数天赋卓越的运动精英，与以健康、娱乐为表征的社会体育，以教化、培育为目的的学校体育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互斥关系，而是兼容关系。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完全可以运用竞技运动方式实现运动效果。至于以政府为主导的专业性体育活动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职业性体育活动，虽各有其独特运动规律，但均具有追求高水平运动成绩的共性特质。

3.2  创新备战模式，全力完成奥运参赛和办赛任务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奥运参赛办赛双重任务，这也是竞技体育发展最显性、最具检验力度的硬性指标。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中夺得38枚金牌、88枚奖牌，是一次成功的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明确将14个男女组别的举重项目调整为10个，我国的优势项目男子50 km竞走和帆板将被取消，体操规则将被调整。特别是在3年时间内，要完成北京2022年冬奥会参赛办赛任务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任务，面临着巨大压力。在访谈中，胡亦海教授认为，组织好备战和参赛2个内容，要在科技攻关的同时，强化项目攻关，注重省级层面的系统训练以及加强赛区信息的收集。在我国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个5年，在竞技体育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应抓住自身优势，创新备战模式，高质量完成奥运会参赛和办赛任务。

     （1）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我国举办的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也是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赛事，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应全力推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办赛参赛工作：①聚焦“办赛精彩，参赛也要出彩”做好顶层设计，全面实施备战参赛“两纲三划”，形成国家主导下的系统备战；②大力推进开放备战、共享备战，强化备战参赛工作的社会化水平，调动社会、俱乐部、高校以及各类企业等参与备战的积极性，打造多元备战新机制；③加强对冬季运动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和训练基地建设，“恶补”冰雪运动短板，扩大我国冬季运动项目的发展规模；④精细化组织办赛参赛任务，做好运动员精准选拔、科学训练和重点保障，提升备战体系化服务保障水平。

     （2）2024年巴黎奥运会是在新发展阶段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我国参加的重大国际比赛。因此，应充分借鉴2020年东京奥运会参赛成功经验，制定备战奥运会计划，部署巴黎奥运会备战工作。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根据中国奥运会冠军参赛年龄特征分项群和性别遴选备战运动员：①技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与格斗对抗性项群属于“老将占优”的奥运项群，应重点培养当前21～24岁的运动员；②技能难美项群属于“小将当道”奥运项群，应重点培养当前男子17岁左右、女子13岁左右的运动员；③隔网对抗、快速力量、体能速度与体能耐力等属于相对“适应灵活”项群，应重点培养当前18～22岁的运动员。国家体育总局应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尽早研制重点项目3年周期的备战计划，力求通过跨学科的科学理论指导训练实践。

3.3  创新体制机制，释放“新型举国体制”的综合效能

     国际竞技体育的政府主导型趋势日臻强化，我国竞技体育的市场化需求不断增加，再加上国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所引起的体育秩序与赛事格局重组等，这些新情况都要求今后我们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事实上，东西方曾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竞技体育发展路径，东方的大政府以行政化主导与西方的大市场以社会化主导，都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又都面临高质量发展瓶颈，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两种体制机制的治理效能差异显著。萨马兰奇曾指出，“我们并不想阻止商业化，因为我认为商业化对体育界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所要避免的是将商业利益置于体育之上，体育必须由体育官员来管理，必须由体育界人士来管理，决不允许体育赞助人主宰体育”。放任市场自由的商品经济与集中行政管制的政府干预是辩证统一体，市场是行政管制基础上的市场、行政是市场自由基础上的行政，把握二者的动态均衡，以符合实际国情、适应多元主体需求才是根本。在访谈中，钟秉枢教授认为，当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是建立跨单位跨部门“新型举国体制”体系，将政府、社会、市场的力量有机衔接。因此，应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制度优势，完善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模式。在总体上，释放政府、社会、行业与市场等多元主体活力，激活教育、医疗、科技、外交等多方潜能，整合竞技体育发展力量。

     创新体制机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①凝聚多元主体，勠力同心办体育。从单一地举体育行政系统之力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办与民办、国内与国外等共同参与办体育的格局，校园比赛、青少年比赛、专业比赛、职业比赛多头并进。举各级各类行政之力优化竞技体育社会治理，不断推动从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引导多元主体共同打造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进而把治理效能转化为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满意度和获得感。②优化竞技体育项目布局，推动职业体育赋能增效。在访谈中，田麦久教授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运动项目发展的总体设计和项目结构优化上要强调扬长补短，扬长补短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要协同推进。因此，要大力推动奥运与非奥运、夏季与冬季等运动项目均衡发展，在提升优势项目核心竞争力的同时，着力提升基础项目、集体项目、“三大球”、冰雪项目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要借力职业体育赋能增效，进一步推动“三大球”、乒羽网、马术、冰球、高尔夫球等项目的职业化发展，鼓励和支持棒垒球、橄榄球等项目走职业化道路，设计中国特色职业化体育发展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3.4  创新培养模式，探索体教融合育人新路径

     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质量是首要任务，这就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遵循人的成长成才规律，将运动员作为具备高水平运动技能的综合型人才培养。体育不仅可以训练技能、传授运动知识，而且还可以培养体育意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念、体育道德、体育精神等。但是，受运动训练过程、目标任务等教育教学方式限制，一些涉及高层次运动教育的深度理性认知内容，往往难以很好地教化运动员并固化为“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习得与养成必须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要贯穿到各学段，融合到各学科，最后体现在各层级运动员身上。对照传统“三级训练网”，运动员所面对的训练课情景过于单一，体育学科教育体系尚未成型成熟，更谈不上利用其他教育教学情景来培育“核心素养”。因此，体育与教育部门“一体化”推进“体教融合”，无论对于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还是对于扩充后备人才数量、夯实人才培养质量方面，都切合人才成长、成才规律。在访谈中，姚颂平教授认为“体教融合”应该从两方面加强：一方面加强学校竞技体育，推动学龄运动员培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加强体校建设尤其是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建设。

     在新发展阶段，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要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扩充体校培养单一方式，扩大体育系统有限的人才培养渠道，提升综合型后备人才的“核心素养”。要树立开放融合的治理理念，让不同部门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作用，通过相互配合实现优势互补，积极对接社会、对接市场，推进更多主体参与。①建立多主体互动机制。推动传统项目学校、体校、普通学校之间人才融合培养，选取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学校，整合体育与教育的互补优势（如体育部门的训练设施、教练员、管理水平、后勤保障等，教育部门的教育水平、教师、学业教育、跨学科科研保障等），共同打造优秀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示范点，并完善与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配套适用的体能训练设备设施，积极向周边人群免费开放、共享共用，以求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少年参与体育健身、训练启蒙与成长。另外，支持一批有条件的高校、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体校组建高质量青少年训练中心，配备复合型教练员保障团队，为更高运动水平青少年运动人才成长服务，培养优秀青少年后备人才。②建立一体化赛事体系。坚持多系统上下贯通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完善体育、教育系统参与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一体化融合机制，多方共同制定和完善赛事并轨后的参赛资格、成绩标准和等级认定制度，理清不同赛事的归口部门，做好赛事运动等级评定等工作。③建立规范化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打造衔接有序的青少年俱乐部竞赛、训练和培训体系，完善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学校体育、运动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提升育人实效。

3.5  创新科技引领，通过数字化转型启动竞技体育变革新引擎

     当前，我国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加速阶段，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革命，数字革命的本质是以数字为基础和结构重新定义一切，是一种决策革命和工具革命。新冠疫情倒逼催生的“线上”模式成为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全球面临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重构、智能化升级。

     面对竞技体育的诸多困囿，应在数字化浪潮中获得新的解决方案，开拓新的增长极。①推进大赛保障数字化转型。大数据科学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复杂性科学，其具有特色的方法论特征也给通过复杂性科学解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科技引领运动训练的工作涉及建立多学科综合性科学训练、科学研究和科技保障于一体的高质量“科技冬奥、科技夏奥”保障体系，需要控制的因素呈现出多元、多重、异构、混杂等特征，亟待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合作。建议建立大型赛事科医保障营工作机制，提升训练、竞赛科学化水平。②推进训练过程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可以将运动训练实践（物理世界）中任何复杂系统的超维度信息实时映射到数字世界，进而利用数据、算力、算法对复杂训练问题中的诸多要素和过程进行状态描述、原因分析、结果预测、科学决策，保证最小化运动损伤和最优化训练适应，为科学、实时、有效、个性化地组织训练提供了更大可能。建议基于“整合分期”理论模式的数据框，以生成集合的数据为支撑，科学分析，指导运动训练过程和参赛工作。③推进管理方式数字化转型。“放管服”是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放出活力、管出公平、优化服务、激发动力是其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也正是竞技体育发展和运动项目管理改革的时代之需。借鉴浙江省利用在线协作、数据共享的数字技术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成功经验，竞技体育同样需要以政府主要体育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为基础，通过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推动形成数据驱动的治理新模式，实现组织架构逐步趋向集约化、扁平化，进而打破认知、体制、技术、法律以及管理壁垒，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形成整体性政府，推动降低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办竞技体育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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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我国面临的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实现体育强国目标、迈进体育现代化征程的关键时期，更是中国竞技体育全面提升为国争光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窗口期。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承载着新目标、新追求，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竞技体育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入分析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困囿，形成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科技驱动为引领，以实现奥运成绩提升为目标，以发展方式转变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发展路径。这对于发现中国竞技体育提质增效赋能的关键着力点，强化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推动竞技体育在建设体育强国中作出新贡献都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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